關於臺北書院

我過去談台北、談台灣,常以一句「十步之內,必有芳草;陋巷之中,就有春天」說這隱性台灣的特質……而台北書院,坐落雅靜的禪空間如此,講學的人師如此,茶人在茶席中的安頓也如此……

生命的安頓——為台北書院而寫

【林谷芳/文】

日益與日損

談為學入道,老莊有知名的拈提:「為學日益,為道日損。」它指的是:作學問要用加法,日日增益己所不能;修行要用減法,只有損之又損,才有真正入道的一天。

這加法與減法,談的是事物的本質,它可以是平行的兩回事,但置諸一人身上,彼此就有了關係:往往,加法用慣了,就難有減法,所以,為學有成者常難續慧命;相反的,人若能懂得減法,加法卻就有了真正意義,畢竟,能回歸生命主體來觀照事物,這學問也才稱得上真學問。

為學日益,不是壞事。人類從蒙昧至文明,就是「日益」的功勞,個人自童稚到成長,靠的也是這日日增益的加法,但一味地加,正應了莊子的另一句話:「夫生也有涯,知也無涯,以有涯隨無涯,殆矣!」

的確,除非求知本身已是生命的樂趣,否則,以有限的人生追無垠的知識,不僅勞神頓形,愈多愈累,還讓人悖離了當下,個人如此,整個社會也一樣,一味地加法,就讓人間充滿了異化。

異化來自工業革命後人定勝天的不斷擴張,它導致了諸多生態與社會的危機;異化更來自這三十多年來的資訊革命,人從此能駕馭無限的資訊,卻也在資訊中迷失自己,君不見,離開了現代的資訊載體:手機、電腦、網路,無數生命竟已無法自處。

這是極端「日益」的結果,於是,此時此刻,我們更須強調「日損」。

立命之學
損,或生命的減法,不是要人虛無,而在讓人回歸,讓人有空間可以行生命之觀照,如此,人才能役物而不役於物,就能轉境而不為境轉。

減,是因為加法是天生的慣性,但一加再加,生命就被裹在層層的假相中,能翻轉這慣性,捨掉這假相,該立在何處就明明白白。所以,為道看似在追尋一個超越的境界,根柢的,它就是個立命之學。

立命,聞之肅然,但換個說法:生命的安頓,就知它只不過是我們人生中事事物物的原點,想想,即便是加法,是那無盡的追逐,原意不也在我們以為經由此就可得到安頓嗎?!只可惜,芸芸眾生卻總得等到「殆」來,才驚覺這原先的所作所為正乃背「道」而馳。

的確,立命是原點,但觀照到這原點卻總須在「殆」後,所以生態危機來了,我們才開始反思人定勝天的擴張思想是如何的夜郎自大,可另方面,在資訊膨脹的當代,我們卻又比任何時代更相信無限的資訊延伸能帶來生命的幸福。

顯然,慣性不改,「殆」就無法得到緩解,這讓我們想到改變觀念、釜底抽薪的教育。

教育是社會主流思想的具體化,它反過來,也強化了主流思想。當代的主流是無限的加法,而這加法需要不同的專業來成就它,於是,很弔詭的,沒有哪個時代能像我們般可以在虛擬世界中如此無垠多樣,但也沒有哪個時代像我們般將人只放在專業中來訓練與衡量。換句話說,概念而非真實、專業而非全人,竟成了這時代教育的共同特徵。

這樣的教育與立命之學相悖,「殆」的緩解顯然很難求諸它,於是,我們想到了書院。

人師的體踐 
書院是中國特有的教育機構,它始於唐,興於宋,影響且及於日韓,歷史中知名的有嶽麓書院、白鹿洞書院、應天書院、嵩陽書院等,在整個文化史上扮演了一定角色。與現代學校相同的,是它有講學、藏書的功能,但除此之外,書院還供祀。

供祀是指書院通常有獨立的祭祀空間,祭祀儒門先哲及鄉里賢人,這祭祀帶有特定的宗教色彩,看似有違現代的教育理念,但其實,它彰顯的是人格典範,是「有為者亦若是」的期許,直接點出了書院所講必得是立命之學,講者亦必須是以生命體踐引領學子的人師才可的基點。而這立命之學、這人師恰是當代教育所最缺乏的。

當代教育不乏專於一技一藝的經師,卻離人師愈遠。經師講經可以人經分離,學問與生命無關,人師卻必得生命自身即為學問的體踐之場。立命之學原不是用來談的,它得是生命安頓的直接體踐才行。

這立命之學,這人師體踐,正可濟當代生命之缺、當代教育之病,於是,今天我們就有了台北書院。

道藝交參的一方天地 
台北書院坐落在台北古蹟中山堂的三樓,它的成立是台北市文化政策的一環,為政者能照見於此,自是可喜,而猶有進者,雖屬政策,執事者卻觀照到書院不同於官學的民間本質,希望我這民間人士能出任山長,為之主持。 主持,要彰顯書院的定位。定位在經典,在立命之學,在人師引領,這很清楚,因為離此,就不能叫書院,離此,就無以濟當代之偏。

定位外,還得有實際的內容,談內容,就得有重點、有取捨,而在此,除回歸書院的原點外,也得有當代的對應。

當代的對應,不僅在呼應當代生命,也因於傳統書院有其時代的局限,未能觀照及此,則何止橘逾淮為枳,更恐未蒙其利,即遭時譏。

當代的對應有三,一在立命之學的三家拈提:

過去書院帶有「廟學」的性質,它定一尊於儒,又與科舉的關聯過深,這構成了它基本的局限,甚而導致了一定的副作用。為免此偏,談立命就得及於儒釋道三家,以道家的自然哲思、佛家的超越觀照與儒家的淑世情懷相濟,這一來既可看到不同哲思在立命上的不同切入,又可相應於不同生命情性的依歸;此外,它更觀照了三家在中國文化及生命上原有的角色。而其實,書院之立原受唐、五代寺院講學及山林參學之風的影響,三家齊攝,原是種真正的回歸。

當代的對應之二,在道藝的交參:

過去儒門常標舉「為天地立心,為生民立命,為往聖繼絕學,為萬世開太平」,或讓儒者兩肩過於沉重,或使其徒陷於空泛的義利之辨,終致異化。針對此,一種生活美學的實踐在書院中乃為必須,由之,人才能以更有機、更平實的方式來體踐學問。

而就此,台北書院則以茶坊作為與書院共生之所,與傳統的供祀不同,它以藝入道,生命就能有其內在的活潑。

當代的對應之三,在彰顯一方天地的生活態度:

過去書院雖談立命,卻也導致某些生命的僵化,其原因除過高的理想、過多空泛的義利之辨外,更在它常以科舉為必然的目標。而當代多元價值的真正涵義,則是指人能在不同的立命之點中安頓,這不僅為當代的標舉,更是台灣的一大特色。

多元價值不應是失序,它許人能不隨時潮,安於自家的一方天地。我過去談台北、談台灣,常以一句「十步之內,必有芳草;陋巷之中,就有春天」說這隱性台灣的特質,許多大陸朋友來台,最深的觸動也常在此;而台北書院,坐落雅靜的禪空間如此,講學的人師如此,茶人在茶席中的安頓也如此。

書院在過去的台灣亦盛行,清末全台就有六十多所書院,它的消逝固是物換星移、西潮東漸的必然結果,但顯隱其實並無損於它所拈提立命之學的價值,且愈晚近,我們反愈看到向其回歸的必要。

在台灣,其實一直存在著於一方天地、各有拈提的民間書院,而這幾年,擾攘浮動的大陸也已陸續恢復了一些歷史上的知名書院,只可惜,因於政治、意識形態,乃至於整體的社會氛圍,它常只是傳統的外殼再塑,不止所言僅及於儒學,甚且還悖離了體踐的立場。

相應於此,前年,在長沙的兩岸文化論壇中,我曾以「三家均衡」與「生命體踐」談台灣在中華文化弘傳上的生命特質,當時曾引起與會者相當的回響,認為正可濟大陸之偏,而台北書院則依於此而立。

於是,在兩岸熱絡往來的現在,我們在此也或可有所期待。